纽约州议员兼国会候选人 Alex Bores 周日宣布“AI 红利”计划，旨在当人工智能显著取代美国工人时，向美国公民直接支付款项。此计划的发布背景是，高盛报告显示 AI 普及已导致美国每月约 1.6 万个工作机会流失，亚马逊、Meta、英特尔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已相继宣布大规模裁员。
AI 红利计划的设计机制：触发条件与资金用途
（来源：Alex Bores）
AI 红利计划并非固定发放的全民基本收入（UBI），而是设置了触发条件——只有当 AI“显著取代美国工人”时才会启动。除了向美国公民直接支付股息外，资金还将用于三个方向：投资“劳动力转型、培训和教育”；建立 AI 监督和安全基础设施；以及激励雇主选择聘用人类而非 AI。
资金筹措机制包括：对 AI 使用征税、持有领先 AI 公司的股权，以及改革对劳动力和资本的税收待遇。Bores 目前正将这一政策作为其国会竞选的重要主张，计划能否实施取决于其竞选是否成功。
两家机构的分歧：AI 失业冲击到底多严重？
高盛报告显示，AI 普及已导致美国每月约 1.6 万个工作机会流失，亚马逊、Meta、英特尔和微软的大规模裁员被认为与 AI 效率替代直接相关。
然而，摩根士丹利于 4 月 14 日发布的报告给出了更谨慎的评估：目前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“迄今为止还比较温和”，尚无充分证据显示大规模失业普遍存在。摩根士丹利援引历史规律指出，新技术浪潮长期通常也会促进就业增长——但同时承认，人工智能可能打破这一历史法则。
政策背景：科技巨头裁员浪潮下的政治回应
AI 红利计划的提出，反映了美国政界对 AI 冲击就业市场的日益关注。如何分配 AI 带来的生产力收益，正成为越来越多政治人物的竞选议题。计划从构想到实施，仍面临触发条件量化标准、AI 使用税合法性、持有 AI 公司股权的执行机制，以及如何避免对 AI 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等多个关键挑战。
常见问题
AI 红利计划的触发条件是什么，是否等同于全民基本收入？
AI 红利并非全民基本收入（UBI），其核心差异在于触发条件的设置——只有当 AI“显著取代美国工人”时才启动。计划定位为“保险机制”，而非固定的基础收入。具体的触发量化标准（如失业率阈值）尚未在公开声明中详细说明。
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对 AI 失业冲击的评估为何不同？
高盛侧重呈现已发生的替代效应（每月 1.6 万个工作流失），而摩根士丹利以更长历史视角评估，认为目前影响“温和”，并援引技术替代后通常带动就业增长的历史先例，但亦承认 AI 的破坏性可能与以往技术革命不同。
此计划是否具有立法可行性？
目前计划仍处于竞选提案阶段，实施前提是 Bores 成功当选国会议员，并在国会获得足够政治支持。计划涉及的 AI 使用税和强制持股机制，可能面临来自科技业和资本市场的强烈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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